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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岩松:主流中的非主流
发布日期:2022-01-02 04:3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www.bn2c6.cn,十几年前,还在《时空连线》的白岩松收到过一张明信片,上面挑衅地写着: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你哭丧着脸,一天的好心情都没有了。

  白岩松知道之所以用明信片,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得到。他把明信片收了起来,时不时还能看到。区块链技术增强云存储的五种方式

  “这个行当就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,你无法躲开任何人对你的评价。如果做了十四年的主持人,你还无法正确地、放松地去看待别人的评价,就不要再做这行了。”

  “遥控器在你的手里,你喜欢和不喜欢,一切由你。主持人也在提供选择,我也只是其中一种。”

  “虽然内容上越来越亲民、平民化,然而他十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,他的想法和他那件灰色的西服一样。”《中国周刊》的王力军说。

  有人诟病他话多,过分自信。王力钧认为,主持人在短时间内要求对一个事件表明态度,快言快语,有时会言多必失。

  白岩松在团队中,喜欢有所担当。做大型直播的时候,他总是对导播说,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,把镜头切给我;如果前面信号断了,你把镜头切给我。这意味着他要担当责任。

  “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,信号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导播说,说两句,快,我就说了几句。刚想停,导播又说,不行,你还得说。那一段我说了28分钟。你说观众能不烦吗——线期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发表了王朔的《痛、病、快乐着》,批评了白岩松刚火热上市的新书《痛并快乐着》:“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,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,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。”

  显然,这是一种“精英”对另一种“精英”质疑甚至是挑衅。而其实,两个人有很相似的地方,那就是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。

  白岩松最近看了王朔的长篇访谈,“王朔是很有价值的作家,比较准确,而且动脑筋。他能让自己消停十几年,没太大动静,推掉许多诱惑,是很难得的。”

  依然有着尖锐的批评。或许因为在立场以及理解层面上的差异,艺术家艾未未批评央视的主持人,“总是一副主持公正立场的态度,而在信仰、心理上,他们又距离太远。”“利用公共话语,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,偏要说成这样。这种局部的、片段的正义,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和不真诚。”“你在谈论苦难时,需要立场。你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,你至少要相信自己说的话吧?”而这又代表了一部分人,对国家话语和央视体制的不信任。

  “在体制内生活、做新闻当然遇到过许多的为难和挫折,我从来不去抱怨体制。你抱怨它会有用吗?”白岩松说。

  上大学的时候,白岩松曾和学校的男生打架,打得十分嚣张,“我在学校里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因为打架差点被开除。”

  在白岩松进中央台的头几年,一直是一个“反对派”的角色,他们给他取的外号是“白文萨”(波兰有个瓦文萨)。他跟所有的领导拍过桌子,摔过门,脾气来了就骂一通。他是一个“刺头”,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同行工会,和领导去谈判。“领导也很可爱,真的答应了谈判,结果是双方都拍了桌子。”

  “别人会认为我有知名度,所以很强悍,其实我那时没知名度。可是那时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,就必须这么去做,绝不会为了生存去迎合。我一直是有恃无恐。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。我现在也不会去逢迎。”

  “现在会理智些。你发现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,而不是为了拍桌子的乐趣。我会冷静下来,想改进的方式。直到我想到了2-3个对策,我才会去谈,说,你看,如果我们不这么做,那么做好不好?80%他们会在我的几个方案里选择一个。也许别人说,你没有过去那样尖锐了。我反而觉得我尖锐得更有效果了。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说过,‘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’。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。”

  “哪里不是体制?体制对你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。如果说脱离这个体制,还有金钱的体制,在钱的面前,背叛自己的人更多。很多人把事情完全归咎于体制,这太简单化了。”“我对体制没什么可抱怨的,这是我的选择,我必须承担这样的压抑。”

  惟有选择它,坚守它,他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平台,有机会、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“他显然不满足于现在的状况,而他只能一步步地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。”一名同事说。

  “这次我们做不了‘9·11’,下一次我们就会想办法,让它做。后来,打伊拉克直播了,非典也直播了。”

  “我们是最早关注非典的栏目。”那时白岩松作为制片人,2003年2月9日接到了广东线人的电话。他们派出了第一拨记者,摄制组,并发掘了钟南山这样的典型。2月份,他们就开始讨论“政府信息公开”。后来,摄制组要求回来,说这都没什么事了。白岩松却说不行,“还是要留在那里,肯定还会有事情。”“‘五一’开始直播,讨论了‘心理抚慰’的问题。”白岩松认为自己还是有足够的敏锐。

  白岩松喜欢读书,如最近他看何兆武的《上学记》,梁漱溟的《这个世界会好吗?》。一名同事说,在单位他会每个月给大家发一本新书。在央视这样主流的地方,他会做一些相对边缘性的策划,当他读了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之后,他就想做一期《民间的思想家》。

  展江认为,央视评论部集中了一批像白岩松、崔永元等有新闻才干、有想法的聪明人,在电视节目的深度上,做出过不少推进。“但白岩松的缺陷是,他更多的时候不是记者的角色,大部分时间坐在录播室里,很少跑现场。”“有些节目,一开始还不错,但是一旦权力介入,就会变质。《焦点访谈》还能起些舆论监督的作用。而《决策者说》有时就是给当官的做宣传。”展江认为目前舆论监督依然有着官方意识形态倾向,想独立是不大可能的。

  “对我来说,我必须去做制片人,是体制的原因推我上的,我没办法。但我做了2年制片人之后,发现没时间做主持人了。而且我发现,屁股决定脑袋,你坐在制片人的位置上,思考就不独立了。你必须考虑,我要这么说会不会使得栏目被毙掉?我就丧失了某种做主持人的自由。”

  白岩松改变了做制片人的一个传统体制,他削了自己的权力,成立了编委会,按照国外的方式来运行。接下来创办了《新闻周刊》和《新闻会客厅》。他离开了制片人的位置,留下了编委会的机制。而且,在他的手下,还发现了一些制片人和主持人,比如张泉灵、柴静。他觉得“满快乐的”。

  “利益这个东西,有没有?说白了,有,而且还不少。但我做制片人的时候就达成了协议,我的所有工资从上级拿,不从我组里拿,这样我就避免了许多的诱惑。”

  “岩松作为朋友,实在是很可爱的一个人,他和你肝胆相照,为你两肋插刀。”白岩松的前同事雷溶说。“但是作为上下级,他让人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他和我翻脸两次都挺厉害,几乎就是暴跳如雷,在楼道里大声说:‘雷溶——你出来啊——’哎哟,我都被气堵了那次。”

  王力军也说,“有一次,我们在做一个死于矿难的矿工的孩子——牛津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对话,在直接连线中出了些技术故障,一时间,白岩松冲了进来,当着许多人的面,指着我不客气地说,‘你还干不干了?’当时那么多人在场,我也一下子懵了,脸上挂不住。”

  张巍也说,他是那种最难合作的主持人,这样会给人很大的压力,也会得罪一些人。这让他们对白岩松爱恨交加。

  “不过,他发脾气也真的只是为了工作,而不是因为其他的。事后,他也不直接地,生硬地道歉。他会找一种很自然,很细腻的,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解决,找我去喝酒,说着说着,两个人的关系就恢复自然了。”王力军说。

  张巍说,“他喜欢喝酒,喝多了就和你谈心,拍着你的大腿,说很肺腑的话,但醒来后经常不认账。他容易调动人的感情,让你觉得,有这样的一个朋友,挺知足。这可能和他的蒙族的血统有关系吧。”

  “最烦他的脾气,然而在工作中,他非常准确,有才华,有热情,他有种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’的责任感。我和他合作的片子,大部分都获了奖。”雷溶说。

  在工作上极为苛刻的白岩松,却时常被一些细微寻常的小事感动不已。有一张照片:农民工回家的路上,一个母亲咬着方便面,俯身递给怀中的孩子。这张照片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  白岩松8岁时父亲去世,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。“母亲没有再嫁,和我们相依为命。家里是很穷的,在东北那个地方,冬天到了,家里头全都结了霜。我到井边打水,得先提一些热水过去,先把冻住的浇化了,才能从井里提水。”

  白岩松的班主任,北京广播学院的曹璐老师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:“岩松这拨孩子挺不容易的,而岩松特别懂事,有责任感。”

  “虽然他犀利,咄咄逼人,逻辑感强,但我觉得他的性格里实际上充满了一种纯真和热烈的东西,感情很充沛。别人认为习以为常的,他却经常被这些点滴打动。有一次我们做了一期残疾人的节目,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,一把把我抱在怀里,‘啪嗒啪嗒’地掉眼泪,我就看着他哭。有一次,我还听说他在家里和妻子听交响乐,两个人居然听到抱头痛哭。”

  “一方面他像一个孩童一样热烈天真,另一面,他又很世故圆滑,在体制里一步一步地争取话语权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摔断了腿,而我当时已离开了《东方时空》,那医药费谁出呢?他就出面帮我和领导斡旋,斗智斗勇,硬是把医药费用给解决了。我住院,他拿着他的CD机跑到医院来看我,让我听他买的唱片。”雷溶说。

  他的一名同事略带促狭地笑着说,白岩松不知为何,无法在工作中和女性坦然相处,只能和男性或者是比较中性的女性合作。“他从来没有过绯闻。”“他其实在人群中匆匆忙忙,只有在自己掌握的环境中,才会自如。我觉得他是自信的,而内心深处有着不为人知的羞怯和敏感。”

  白岩松说,“在大学我基本上没和女生打过交道。我球打得很好,是那个时期的‘球星’。在大学一个男生如果体育很好,那他是很容易自信的。”

  “他很自信,但他并不放大这样的自信。他内心柔软,他轻易不透露这样的柔软。其实这个人骨子里比较骄傲,他对他看得上的人都特别好。”王立军说。

  白岩松可以说是典型的“68-40”一代,60年代末出生,受教育于80年代,而今40岁左右,正当壮年。

  1985年上大学,那时流行尼采、叔本华、朦胧诗。“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,我们大老远地跑去沙滩一带寻找,去复兴门的书屋附近听中青报的记者沙龙,把中国青年报记者、麦天枢等人的文章,绞下来贴在本子里。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,热泪盈眶。毕业的时候又在89年春夏之交的变动中离开。那时我们只考虑国家,很少考虑自己。我们愿意寻找意义,赋予意义,这是我们的成长。”

  作为一名文青,他喜欢贾樟柯,食指。他觉得自己和贾樟柯有些像。他们来自小县城,他们有着许多冰冷而温暖的回忆。他们几乎内敛,却又对时代,热切地表达自己的声音。

  他们曾是集体主义的一代人,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和反叛性,而他们在和世界发生关系时,力图更加友善、宽容、积极并且有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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